于右任(1879.04.11—1964.11.10),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斗口于村,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
于右任早年是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
轶事:竞选副总统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军阀李宗仁。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如李宗仁给每个代表供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代表是上帝,副总统竞选者和他们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而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明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饭店对到来的代表即席演讲道: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国民政府选举开始。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先生得到493票,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第二天,继续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科、程潜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选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在南京总统府举行了就职大典。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做人典范。
君子之交:最让人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1945年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于右任在台湾时,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曾找许多人广泛收集他的作品。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学校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
据陪侍者云,于右任在病重时曾试写遗嘱,因心绪不宁,写了撕,撕了写,结果一个字也没留下。鉴此,治丧委员会将于右任1962年病危时写的《国殇》(即《望大陆》)视作他的遗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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