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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
来源:   时间:2018-3-13 10:33:15

1936年3月27日上午,雅好书画金石的川军将领王缵绪,委派四川著名金石家吴秋士,代表川中书画界,乘飞机抵达北平,登门邀请齐白石来川游历。4月27日,齐白石一行从北平出发,开始了他此生唯一的一次川蜀之游,这是齐白石自“五出五归”之后的又一次长距离游历。

一、齐白石初识王缵绪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了职业军人,1926年起先后任国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第二师师长、第四十四军军长等职,1929年年底,王缵绪受刘湘举荐,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和四川盐运缉私局局长,驻守重庆。他从当地盐业贸易中得到了大量资财,因而广收名家书画金石赏玩鉴藏。

王缵绪对齐白石的关注,最初主要得益于川人曾默躬的推荐和齐白石弟子姚石倩(1877-1962)的牵线。1881年,曾默躬出生于成都的一个中医世家,长期居于市井之间。在日常的行医之外,他极为热爱金石书画,成为了至今尚湮灭艺坛的一位蜀中艺术大家。曾默躬的山水早期师法四王,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画风向石涛、髡残等人转变,崇尚“以复古为更新”,笔墨苍茫古朴。人物长于佛像创作,师法金冬心的静穆奇古之风,设色鲜丽,线条遒劲。花鸟则主要取法海派,以书入画,重气尚势,以浑厚豪放为宗。而其最为外界所称道的是篆刻,他的印风上承汉印,师法《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爨龙颜碑》等,崇尚雄厚强健的风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默躬的印风与刀法,和齐白石极为相似,都运用单刀直冲、舍圆求方的手段,给人以老辣酣畅之感。而民初的四川印坛却盛行浙派、徽派风格,曾默躬的印风被视为“异军崛起”“见者莫不咋舌”,因而屡遭“朋辈诟骂”。 1930年后,曾默躬开始代为王缵绪推荐并整理其艺术购藏,他在王缵绪面前,对未曾谋面的齐白石推崇备至,如1930年在为王缵绪所刻“治园金石”印的边款中称:“苍浑雄秀,海内唯缶翁、白石翁有之。此作兼之,未审治易将军以为然否?”1933年中秋,曾默躬在为自己和齐白石共同的高徒罗祥止新近出版的《祥止印草》题序中,又回忆他曾向王缵绪当面推荐齐白石称:“近日海内,白石大家而巨擎,但性僻年迈,浮云蔽日,他日死去殆成绝调矣。急促往刻,治园首肯者,再故蜀之敢称白石者,必自余始矣。”因此,曾默躬在四川大力推行宣扬齐白石的印风,也有为自己在西南正名,找寻艺术认同的考虑,以此凸显“吾道不孤”。

与此同时,民初侨居成都的安徽桐城人姚石倩,于1917年由成都北上拜师齐白石,1920年他学成返回四川,在随后的近十年间,齐姚两人一度中断了联系,直到1929年年初才恢复了书信往来。姚石倩曾长期住在王缵绪的重庆公馆之中,为其所购藏的书画篆刻整理编目。目前已知王缵绪早在1931年就曾请远在北平的齐白石为其所集印谱题记,齐白石在文中称“治园将军,考藏昔贤碑帖,征收时人书画篆刻题识。诚爱古人,不薄今人,此之谓也”,并在衣食起居、生活钱财等各方面对他进行了馈赠和照顾,专门相送“磨墨小婢”寿华侍奉齐白石,而齐白石也通过姚石倩向王缵绪转达了希望为外孙邓平山、邓金山等人安排工作的请求,王氏均一一满足。齐白石曾在《白石诗草》(庚午至壬申部分)中,详细记述了王缵绪此时对他的示好,称:“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辛未春,以书聘游重庆,余诺之,因时变未往。闻余苦于磨墨,赠以小婢;又闻家山伤财,担赠负千金。愿余身健,常进药物。恐余冬寒,远寄丝绵。”他还将王缵绪比作慧眼识珠、发现李白才华的唐代荆州长史韩朝宗(即韩荆州),感叹道:“神交之道,虽古人未有能如治园之笃者。因感,余梦见荆州”,并赋诗曰:“百回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而齐王两人能够结下这般神交已久的友善关系,在此时的齐白石看来,则恰恰来自于“世人皆骂,君(笔者按:指王缵绪)独称之;世人欲杀,君能怜之”的“知己之恩”,因而他面对王缵绪的求画索刻之请,常自叹“以老眼之技,不足为报……一技岂能酬答耶?”。

1931年春天,王缵绪便开始邀请齐白石前往四川游览,但齐“因时变未往”,婉拒了王氏和门人姚石倩的邀请[10],后又在当年为王缵绪部下两位心腹将领的一次伤亡寄去挽联致哀。1932年8月前后,齐白石为王缵绪作《山水十二屏》,这是齐白石自“衰年变法”后极为罕见的山水巨制。1933年,齐白石又遣三子齐子如赴蜀,并将自己和胡宝珠的合拓印谱“代呈”王缵绪,并自题云:“此四本乃璜与姬人手拓,不欲赠人。今儿辈游蜀,璜无所寄赠治园将军,检此令子如代呈。癸酉春齐璜。”虽然自己并未亲临蜀地,但此时的齐白石已重新开始对川中的人文风物有所向往,1933年他在给《祥止印草》作序时,便大力夸赞曾默躬的印艺:“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痛耻世人为维阳冶工伪铸汉印所愚,行高,故众非之”,并称自己与未曾谋面的曾默躬为“余神交友”,王缵绪为“余未曾相识之知己”,姚石倩、余中英等人则为 “余弟子”,由此感叹“余与西蜀人士之缘,何众且深也”。

二、齐白石诗《过丰都》小考

1936年4月28日晚,齐白石一行乘坐平汉线抵达汉口,下榻铁路饭店。4月29日晚,一行人在长江边搭乘太古公司的“万通号”火轮船继续沿江而上。5月5日下午,轮船抵达胡宝珠家乡四川丰都县转斗桥胡家冲,齐白石携侧室胡宝珠回到胡家,专程祭扫了胡宝珠母亲的坟墓。

在齐白石当年所作手稿《蜀游杂纪》中,有“得四绝句并叙:丙子春,招游娥眉,舟过丰都,乃宝姬生长地,遂随姬人上母莫(笔者按:“莫”应为“墓”字)”的诗序,后有四首未加标题的七言绝句,并出现了多次调换诗句顺序和涂抹修改的痕迹。

据笔者考,这四首七绝诗的句序和内容存在几处问题。第一,在诗句的断句问题上,《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和《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两书所录《蜀游杂纪》手稿下方的对应印刷体中,对于四首诗相互之间的断句划分,并未给出明确的注明。在齐良迟整理的《齐白石文集》中,也将四首诗不加划分地连在一起排版,且以上各书均无四首诗的标题,而《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所收《白石诗草续集》《齐白石研究大全》等书中,却均为此诗添加了名为《过丰都•四首》的标题。同时,齐白石曾在《自述》中回忆抵达丰都情景时自称:“我们到了宝珠的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扫她母亲的坟墓,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有诗说:‘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齐良迟的《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中又提到该诗是齐白石在四川作《游渔图》时的题画诗,因而可知这四首绝句中的第二首诗首联应为“为君骨肉暂收帆”,并由此可将四首诗各自独立断出,第一首应为:“看山访友买偏舟,载得姬人万里游。闻道宝珠生此地,愁人风雨过丰都”;第二首应为:“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第三首应为:“卅载何须泪不干,从来生女胜生男。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方三”;第四首应为:“始知山水有姻缘,八十年人路九千。不是衰翁能胆大,峨眉春色为谁妍”。

第二,关于该诗第三首尾联“千秋名迹借方三”一句的最后两字问题,依据《蜀游杂纪》手稿可知,齐白石原文所写并非为“方三”,“方”字是在墨点右侧被重新题上的,同时下一句又被涂改为“谓方鹤叟,名旭”,而遭墨涂的字迹如今已无法辨认。据此,张次溪著《齐白石的一生》、齐良迟编《齐白石文集》印刷体版、周迅著《齐白石全传》等书也均写作“方三”,但并未对“方三”进行注解。而在《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齐白石研究大全》《齐白石诗集》、齐良迟著《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齐佛来著《我的祖父白石老人》等书中,“方三”又改作“王三”,《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和《齐白石诗集》中将“王三”注解为:“指方鹤叟”,在《齐白石研究大全》中则为:“王三,指王缵绪”,《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中又称:“王三,王赞(笔者按:“赞”字应为“缵”字)绪军长也”,《齐白石辞典》还认为齐白石在成都与方鹤叟相识后,便请他为胡宝珠母亲墓碑题字。

笔者认为,此诗尾联遭涂改前所写的原文应为“王三”,在其后一句的注解中也并未涂掉“谓”字,证明这一句在遭涂改前也同样是对“王三”的注解,大致应为“谓王缵绪”,而“王三”不应指方鹤叟,理由有两点,一是齐白石确实曾称呼王缵绪为“治园三弟”或“王三”,1936年在成都王氏公馆的齐白石,曾为王缵绪作《岱庙图》扇面一幅,并有题跋云:“湘绮师初入京师,求赵撝叔先生画,赵画岱庙图,师三揖为谢,其画尚藏王家。璜背临奉治园三弟正。丙子,璜并记”,又作立轴《拈花微笑图》,跋语云:“治园三弟供奉。丙子,璜。”在四川之行结束,回到北平之后,齐白石还曾题赠给外孙邓金山妻子邓白云(蜀游期间曾和邓金山一道在北平替齐白石看家)《白石诗钞》册页,其中同样录有《过丰都》一诗,诗中末句即为“千秋名迹借王三”。此外,据王缵绪孙女王薇回忆,王缵绪的母亲王陈氏生有三个儿子,王缵绪排行第三,因而有“西充王三”的称呼,《白石诗钞》册页中还有《蜀游杂纪》手稿本中未记录的《王三赠合照像》一诗,记述了齐白石和王缵绪两人在四川时的一次合影,可见他也将王缵绪称作“王三”。

二是细读1936年《蜀游杂纪》5月5日(阴历闰三月十五日)的日记可知,齐白石一行于当日到达丰都,该诗是在丰都“随姬人上母莫(笔者按:“莫”应为“墓”字)”时所作,而齐白石直到5月28日(阴历四月初八日)下午才到达成都,在此面见了方鹤叟。当年他在《齐璜生平略自述》中称:“今年晤陈石遗、金松岑、方鹤叟三君于成都”,1940年,他又在《白石状略》和《白石自状略》中分别回忆道:“居成都半载,识方鹤叟”、“居城(笔者按:“城”应为“成”字)都越半年,识方鹤叟,晤诸门人”,因此在丰都作此诗时,两人并不相熟,齐白石尚未见到方鹤叟,也就不可能请他为胡宝珠母亲写墓碑了。更为重要的是,方鹤叟并无“方三”或“王三”的别号,此人名方旭(1852―1940),字鹤斋,晚号鹤叟,清末任四川学务公所总办,旋奉旨署理提学使。民国初年,他作为文坛“五老七贤”之一隐居成都,工书善画。

既然齐白石是到成都后才见到了方鹤叟,那么他一定是在离开成都后才将“王三”改为了“方三”,而这般看似微小的文稿改动,却引出了齐白石与王缵绪两人一段因润金纠纷而导致的交恶之事。

如前文所言,王缵绪是民国西南地区鼎鼎大名的川军将领和政府高官,方鹤叟则是成都德高望重的文人领袖,每当有众名士列名的揭帖刊布时,他的名字总是位居首位,可见成都文坛对其的敬重。因此当齐白石来到成都后,便特地前去拜访久闻多时而未曾谋面的方鹤叟,并结为知己。同时“蔬笋气”十足的齐白石,一生以平民自矜,不慕权贵,洁身自好,“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六岁时家乡那个耀武扬威的巡检,母亲“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的耿直,造就了他“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的性格,以至于先后拒绝了樊樊山为其推荐担任内廷供奉、夏午诒斥两千两银元为其捐县丞的好意,甚至连自己大名鼎鼎的恩师王湘绮,齐白石也“虽列入他的门墙,却始终不愿以此为标榜”,以致连好友郭葆生等人,也一直不知其为湘绮弟子。1904年,王湘绮在为《白石印草》所作序文中不得不承认:“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朋友密谈时,有生客至,辄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齐白石则自称:“翁少时之气骨闻于远近,真知余,谓为真高士”,邓广铭在回忆为齐白石编订年谱之事时,也曾回忆道:“他之所以不许我把他和某些官宦人物的过从写入《年谱》,正说明他不是以与他们相来往为荣,而是以为那是些并不光彩的事”,因此齐白石或许杜撰了方鹤叟为其岳母墓志作文的情节,以此希望遮掩他与达官贵人交往的无奈,并托借方鹤叟的文人名分为其增色。

更为重要的是,1936年齐白石的四川之行是不愉快的。在当年9月5日他结束旅程,回到北平家中后,曾在日记中感叹:“幸归来犹有四人”,言辞语气中似有抱怨与不悦之感。六年后的1941年冬,身陷战时故都,与川渝后方已然彻底失去联系的齐白石,又追忆起蜀游之事,于是他在日记后补记道:“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事,兴趣毫无以至此。”到了1946年9月9日,偶然于旧书中翻检出《蜀游杂纪》手稿的齐白石,则再次在日记结尾直言:“偶检旧书,见此本子也,伴我虚游四川。”《自述》中他又向张次溪回忆说:“有人问我:‘你这次川游,既没有做多少诗,也没有作什么画,是不是心里有了不快之事,所以兴趣毫无了呢?’我告诉他说:‘并非如此!我们去时是四个人,回来也是四个人,心里有什么不快呢?’”那么,为何一场被外界看来颇为圆满成功,并为20世纪30年代的齐白石在西南赢得极高声望的四川之行,会被他在事后满腹牢骚,自认“虚走一遭”,却又似乎欲言又止呢?在后人所作的齐白石传记著作中,对这一情节都采取了语焉不详的叙述,齐佛来曾回忆道:“有一次祖父对我谈及四川之行时说:‘我那次到四川,既没有写几首诗,也没有画几张画,真是虚走一趟。不过你们要知道祖父是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所以至此。’”胡龙龚著《齐白石传略》又称:“其实,(齐白石)在成都时,作品还是不少,不过来去匆匆,另有隐由而已”,这一“隐由”道出了齐白石对于蜀游邀请者王缵绪的不满之意。

早在30年代初王缵绪邀请齐白石蜀游之信中,便已向他许诺“来川卖画可得厚资”,齐白石在回到北平后也一直坚称王缵绪早先曾夸口道,欲向他赠予三千元,但据笔者查,齐白石在1932年时尚笼统地说王缵绪赠予其“数千元”,他在当年9月13日给弟子姚石倩去信时,表达了对这一时期王缵绪汇款的感谢和推辞,并作山水力作《山水十二屏》相赠,作为对其馈赠关照的感谢:“七月十五发来之航空函,所言数千元之目的云云,吾意非也(来蜀不久留连为快,不在金钱),在王君之爱书画金石之诚,即可钦佩。况对于吾有可铭感也。吾如能游蜀,不在此数千元,愿一见王将军,吾为不食言之人幸矣。一息犹存,待机后会。昨由北平寄上四尺整纸中堂幅十又二幅(七月十九日寄行),此聊报王将军一赐千金、磨墨小婢二事,此画乃暂赠,将来更画工致草虫四幅(工虫已画成二幅矣),人物四幅继赠,以报王君高谊。倘齐璜学与年进,当念念不忘将军,有所奉呈也,此言不必早与王将军及秋士君语也。山水十二幅如收到时,幅数不符,请弟告我,当向邮局交涉耳(吾因寄画屡有失落,故寄王君十二幅,借北平邮局调查员唐泽桥之姓名寄行),并请与王君谈语时,代璜一言,此后如赠王君画,王君如再赠钱,璜如数汇还,切切。”到了1934年初给姚石倩的信中,齐白石又改口称王缵绪赠予其“将两千元”,随后,财大气粗的王缵绪又向他馈赠路费“四百元”,意在向齐白石表达自己邀请其前来四川游历的诚意,齐白石也明确表现出要“汇还”的姿态,并详细解释了自己不能立即动身的原因是由于“大儿不来平为翁看守借山馆(借山小儿女五六人,无人照顾,吾不能行)……若今秋大儿不来平,吾不能游蜀”所致。

在四川寓居期间,齐白石与王缵绪两人关系还并未恶化,6月26日齐白石受邀参加了王缵绪为他刚刚出生的九子王泽绵举办的满月宴席,第二天又参加了王缵绪的五十寿辰宴会。然而当齐白石最终离开成都时,却并未得到王缵绪如数支付的润金,这便违背了其一贯的艺术交往准则。他在1920年秋和1930年秋两次写有告示云:“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而后的“卖画与篆刻规例”也称:“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病急。”1922年齐白石在《壬戌纪事》中还曾回忆早年在王湘绮身边学习的一件往事:“余尝侍湘绮师,座有人求余画,言词甚恭,欣然应之。吾师曰:‘以三寸舌作润笔谢汝,何喜?非出钱不足为知己也。’”可见他亦受到了老师教导的影响。因此蜀游后王缵绪的失信,使得齐白石乘兴而去,却败兴而归,于是他便多次流露出对此事的怨愤与不满。1936年8月24日离开成都的前一天,他在《蜀游杂纪》中写道:“□□□(笔者按:即王缵绪,原文遭墨涂)以四百元乞谢予半年之光阴。曾许赠之三千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这里齐白石自称王缵绪只支付了来川前邮寄的四百元路费,并坚称王缵绪实际上欠他三千元。在回到北平后的9月21日前后,他又给姚石倩去信称:“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执吾弟代王缵绪许赠三千之函说话,瓒绪难骗人三千元,吾弟从中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三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同时他还在家中贴出布告云:“近来多有短减润金,代人求画者,即不敬衰老。请莫再见。丙子九月本主人坚白。”这里所谓的“短减润金”者,很可能就是在影射王缵绪。齐白石还在布告的“请莫再见”四字上加圈,以示警告,可见他对刚刚发生的润金纠纷一事的反感。直到当年10月,王缵绪不得不邮寄退还已拿到的齐白石画作,借以平息此事,而齐白石则将《蜀游杂纪》手稿中凡是提及“王缵绪”处,都有所涂抹或修改,以表达对此事的回避与愤懑,1941年他还在日记后补题道:“因忆在成都时有一门客,日久忘其姓名”,足见川蜀一游后齐白石便再未与王缵绪有过交往,时隔六年后甚至已有意忘却此人。因此,齐白石也完全有可能因这一不快之事,将“千秋名迹借王三”一句中的 “王三”涂改为“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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