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形短句”是汉字形成发展中由萌芽期到成熟之间的重要形态
王立民 著

　　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周易·系辞》中说，文字起源于八卦，是由庖牺氏创造的：“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神话传说虽然未必可信，却为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这一点提供了启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结绳”。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结绳是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用以帮助记事的一种方法，结的大小、多少和位置的不同，都有不同的意义。但，结绳只是一种最简单的备忘的记号，它只能表示事物的“存在”和“否定”。不含有任何叙述性和实际内涵，当这个事物不存在或完成时，它完全失去意义。因而正如高明 先生所说：“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能担任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彼此具备的条件不同，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因此，结绳不等于文字，也不能发展成文字。”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仓颉造字”说。《荀子·解蔽篇》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荀卿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众多的“好书者”中，仓颉应是最优秀的，他之所以“独传”，是他总结了文字创造的规律而传之后代，可见，仓颉对文字的产生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仓颉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我看以后者为确，因为文字的产生决不是一个人的事，一定是掌握书写权力的一个阶层人的努力，或者说仓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以上的传说说明一点，即中国文字的产生，主要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中国的原始文字，可以说是远古社会生活图景的浓缩和写照。但我们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一定很早，这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交往的增加所决定的。因为，第一，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新时代时期的玉器看，当时人类的大脑已经相当发达，从玉器制作的对称性、相等性、方圆关系、凸凹表现看，人类的劳动技术已非常精密，审美观已相当高。使用这样精美的玉器，说明人类交际已达到了相当频繁的程度。有这样思维和审美意识的人类，应当产生文字。第二，由于人类文明的多元化，语言的多元化，文字必定是多元的，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汉字只是其中的一种，其它文字在我国境内逐步被汉字替代而消失。
　　一、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
　　文字产生于人的交往、生产劳动和审美意识的外化。是出自人们迫不得已的需要。早在原始社会晚期，汉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记事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生产生活工具上刻画下了一些符号和图形。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 合阳莘野等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甘肃半山和青海马厂、青海乐都等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龙山文化遗址；浙江良渚，江苏上海马桥、青浦崧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均发现刻划在陶器上的形状相似的符号和一些图形。
　　说这些符号是汉字的萌芽，是因为，一标识性。马家窑文化是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它包括甘肃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等20多处重要遗址。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这些彩陶就是今天看，也已是相当精美的艺术品（加图），由于当时大规模进行陶器生产，必定存在陶工和画工的相对专业化，这些相对独立的人员在制作自己的陶器时要有自己的标识。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发现在殉葬陶壶的腹部或底部有涂画的符号，而且每件器物只画一个，共有50种（图中国古文字通论P34表四）。有的符号相当接近或相同，如∨ㄥ∧ 等，每一类可能是一个陶工或者一个生产小组的标识，就象今天陶器底部的印记代表着一个人或一个厂家一样，它的标识性已非常明显。二，顺序性。顺序性即数字概念。古代先民在非常早的时代就有了“数”的概念，比如传统中的结绳记事，就是一种体现。在马家窑文化中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带缺口的骨片，在柳湾的一个墓中就发现49片，每片各刻1个、3个或5个缺口不等，这是一种记数的工具。同样，在西安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和姜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符号中，有很多简单的，类似于今天数字的符号。于省吾先生曾认为其中的×、＋、 即是数字的五、七、十、二十。这种数字的概念是文字内涵中的重要内容，代表着古人类的思维已进化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三，述事性。文字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它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在于叙述一件事或一个物体。于省吾先生把这些符号中的 解释成示、玉、柔、 、阜等。我以为其中 可释作齿、 可释作大、 可释作足、 可释作天， 可释作丝、 可释作日、 可释作目、 可释作品、 可释作手、 可释作中、 可释作云。其中 、 等可释作先民的一种生殖崇拜意识。马家窑上的孙家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图同前始祖118），五个女子携手而舞，与甲骨文中的 字几无所差，只不过舞蹈纹彩陶盆上的手手相连，而甲骨中表现的是手执兽尾。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鸟纹钵（图始祖84），同金文中的象形字同出一辙。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它具备的比较完整的述事性，证明了文字在萌芽状态所具有的功能。在考古研究和古文字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古人在当时时空中，是相当聪明的。这一点我们从大量出土的玉器、陶器、铜器中可以印证。所以不能过多的疑古。在文字产生以前，古人用陶文符号和图形留下的思想意识，一定是相当丰富的。
　　陶文符号和图形所具有的标识性、数字概念和述事性，已经具有文字的基本功能，但是这种功能是简单的幼稚的，还不能连续表达一个完整的事件过程，所以它是一种文字的早期的萌芽。
　　陶文符号和图形的发展有两条轨迹，一是逐渐发展成文字；一是继续发挥它的简单标识和装饰作用。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的陶文符号，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的陶符，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及战国时期的陶符，以至今天陶器上的印记和图形。但它否定不了第一条轨迹的发展，就象猿类，一些进化成人类，一些仍然是猿一样，两者有质的区分，不能混淆。
　　二、金文族徽和“集形短句”是汉字的初始期
　　汉字由陶文符号和图形发展到成熟的文字——甲骨、金文，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字，但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集形短句”看，我们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图形与甲骨、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金文族徽和“集形短句”相同的形态。
　　金文族徽，大家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它。我在这里讲的“集形短句”应是这样的概念：它是由几个象形文字组成的、不能构成词组，但能完整地反映一个事件过程的短句。为什么叫“集形短句”而不叫“集字短句”呢？因为这个短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字的构成，而是完全用“形”来描绘这个事件。“集形短句”在金文中被广泛应用，说明它是在甲骨、金文的前一个形态中被长期使用、约定俗成的一种形态。而在后一种文字形态中被保留了下来。
　　比如，祭祀是上古先民一种最重要的活动，凡国家、部落皆有祭祀。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主要是祭祀上天、神灵和祖先及已故的部落、国家首领。一是以人作祭品，另一是用人扮成神灵。在金文中有如图 ，曾被多种金文中重复使用，这是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坐在“几”上扮作神灵进行祭祀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是固定的，所以它的记述方法也被沿用下来。另如图 ，和图 ，前者说明被祭祀者生前曾从事渔业生产，后者说明被祭祀者生前是畜牧业部落的领袖。
　　在文字表情达意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这种“集形短句”自然是非常便捷而实用的。就是在甲骨金文时代，“集形短句”被广泛使用，应是一种对事件的“缩写”，就象今天使用成语一样。
　　族徽与“集形短句”具有同样的意义。族徽是部落氏族的一个固定的标志，它的生产应在国家产生以前。它是比“集形短句”更早的带有述事性的符号。商代早期青铜器上没有文字大概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可一但能够铸文，首先铸上带有标志性的族徽。由此可见族徽的产生早于甲骨文和青铜文字。
　　胡小石先生把中国文字的发展划为三期，第一为纯图画期；二为图画佐文字期；第三为纯文字期。而前两期的图画中族徽为重要内容。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文字的起源是图画”，是合理的。这里的图画应是包括陶文图形、金文图形和族徽。而族徽的述事性又比图形更接近于文字而包涵的内容更加丰富。游寿先生认为“初期青铜铭文：最早族徽，稍后有祖父和干支字。到‘作’字，动词出现能记事” 。族徽与“集形短句”比，更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标志性更加明确。族徽为一个部落的最重要特征的代表物件，是一个部落的象征，比如一个部落曾经猎获过大象，这成为这个部族最重要的事件而引起部族成员的骄傲和自豪，这个部落就以获象为标志。（如图游P1.最初）房屋成为最具权威的人才能享受的“高级奢侈品”，人们把房屋视为最神圣的事物，所以以房屋作为自己部落的标志（如图金文编1094）。第二，理想性更加丰富。上古人类由于对自然事物的认识的程度有限，所以对很多自然现象产生一种神秘感，比如雷、电、风、洪水等等。即畏惧又崇拜，所以有很多以神秘事物及古人的想像为自己部落的标志，以展示一种威严和神秘，如以龙、凤、蛇（金文编P1087）及类似后来“符”的一些人兽结合、张牙舞爪的神秘图形（如图金文编P1085）。第三，述事性更加复杂。“集形短句”是由几个带音的图形（后来成为文字）构成一个完整的、固定的事物，而族徽是由一个或组合的图形来完成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重要的一个事件或意义，有时是一种精神或意志的概括或提升。如图（金文编P1054）“外 形象宗庙， 中一妇首戴胜而奉尊。妇可主祭也” 。妇女主持祭祀，这是母系社会的风气，此图形在很多金文中出现，证明它是流传很广、很久又被人们广泛承认的共同标志。很可能是上古一个母系氏族部落留传下来的，后来又被这个氏族部落各分支所使用的共同的标志。这种使用如此 广泛的标志，被认同的广泛性说明它一定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或传说。
　　由陶文符号、图形到金文族徽和“集形短句”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代表着人类记录和传达语言、事物能力不断增强，它的根本动力是人们交往的扩大，使得人们有一种非表达不可的欲望，它表明人类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由蒙昧走文明的历程。
　　三、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文是汉字的成熟期
　　中国汉字经过陶文符号和图形到金文族徽和“集形短句”，逐渐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文字，即殷商时代的金文及甲骨文。
殷代金文及甲骨文为汉字成熟期的标志，即可以从它们中间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也符合这些规律。这个规律即“六书”。
　　“六书”是汉字理论研究一种古老的方法。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仅靠六书是不能完全解释了的。但六书作为汉字研究的基本规律，曾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六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故而，以此作为汉字成熟的标志是应当成立的。
　　我们认识六书，应当是这个顺序，六书是从汉字产生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又指导汉字的发展。汉字在先，六书在后。千万不可反之。
　　“六书”字样，最早见之《周礼》，东汉时班固、郑玄和许慎，此三人中，以许慎的《说文解字》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战国时竹简的《说文解字》，所以说《说文解字》已不是我国的第一部字典了。但许慎《说文解字》在研究文字发展的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许慎对六书的排列次序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而班固与郑玄的排列顺序与之不同，自宋以来，研究六书者也各抒己见。根据各家研究成果的不同，笔者认为其顺序应为如下：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一、象形。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即用最简练的图形，描绘其事物的形体。这种图形逐渐成为一种符号，即象形文字。二、指事。许慎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指事是一种以象形字为基础，增加其抽象符号，以指出某一事物的特质。三、会意。许慎说：“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会意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字合为一个新字，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四、假借。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 事，令长是也。”即“借”已有的字来表示新的意义。由此而开汉字多音多义字之先河。五、转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转注”为相同意义的部首，加上不同的笔画，但又可以相互注释的训诂方法。六、形声。许慎说：“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是一种用表意、表音两种固定符号组合而成表示一种新概念的造字方式。
以上对“六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的方法，转注是一种训诂的方法，假借是一种用字之法。
　　而我们研究“六书”，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第一，“六书”在造字和用字的过程中被总结出来并进一步促进文字的发展，这是汉字成熟的一个标志。即殷代金文及甲骨文是具备“六书”规范的文字，所以它们是汉字的成熟期。第二，学习书法，应当对“六书”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了解“六书”对于掌握汉字的发展史是一个根本的基石。其次，学习书法，尤其是学习篆书和篆刻，不懂六书，是难成大器的。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大家，尤其是有清一代的书家，都对六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由此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六书在文字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断代特质，以六书为尺度，衡量殷商时代的金文和甲骨文，完全可证明这个时代文字已处于成熟期。至于隶书以后的汉字，因转为另一种符号形态，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之内。
　　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陶文符号、图形和殷商金文、甲骨文被很多专家学者所熟见和深入地研究，这是文字萌芽期和成熟期的明显标志和形态。在两者的过渡段中，族徽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形态，本文提出“集形短句”的概念，其实“集形短句”在金文中的存在已相当普遍，但是作为文字萌芽期到成熟期中间的初始期的形态，还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2001年正月松花江南岸三宜阁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P31页
游寿《历代书法选》P1
胡小石《书艺略论》P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