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解 北 方

王立民

　　有一年我去安徽省的合肥出差，在市内乘出租车时，司机师傅张口闭口地称他是北方人，还说：“我们合肥地处北方”云云……哎呀，我瞪大眼睛望着这位司机师傅：你们合肥也算北方！
　　我以为是南方的地方，本地人却认为是北方。好笑吗？其实也并非可笑，哪里是北方？北方是什么？连我这个真正的北方人在青少年时也从没想过这些问题。我只知道我的家住在北方，北方就是世界、北方是我的阳光、空气、水和食物，北方是我的生命。
　　我四岁时的一个下着大雪的冬日，父母带我去为我的大哥相亲，我家住在哈尔滨的道里区，亲家住在香坊区。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快到亲家的时候，我在爸爸的背上说了两个字“尿尿”。我的嘴巴已冻得无法说出别的语言，爸爸把我放到地下，我的双手冻得不能动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能支配自己身体的无奈。最后，怎样“尿尿”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被冻得麻木的站在城市的厚厚的雪地里很久，爸爸妈妈为了让我“尿尿”，忙活了好大一阵子。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社会上很乱，母亲就让在十八中上学的大姐每天带着我去她的学校，去做什么？反正不是去上课。姐姐到学校和同学们聊天，然后又带着我从学校回来。
　　老十八中在道里临近松花江的一条街上，离我家住的买卖街应是很远，但我和大姐从来不坐车，大概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每天去十八中的路上都要经过一条非常静的街道。这条街道上人很少，那些很雅致的欧式住宅和教堂，躲在美丽的蓝色的铁栅栏里面。
　　买卖街后面的一条街叫一面街，一面街上有一条铁道，那就是著名的中东铁路，它是道里区和道外区的分界线。
　　我们常常在铁道上做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扒火车”。我和院里的小伙伴们躲在霁虹桥下面，等着刚刚出站开得不算太快的火车。我们跟着火车猛跑，一跃，跳上火车。火车越开越快，我们不敢往下跳了，只好坐在货车上，两眼盯着铁道边忽忽闪过的电线杆。后来任性地坐下去，才看到田野真辽阔，一眼望不到边。地尽头的庄稼已和天上的云朵连接上了。
　　过去，道里的居民大多住在欧式的住宅中。我家住着临街的一套两室一厅的俄式平房，道对面是一座黄色的二层欧式建筑，我曾请教过研究哈尔滨老建筑的专家曾一智先生，她说这里原来是日本人经营的输入组合，类似进出口公司。解放后这里变成哈尔滨市煤建公司，现在在这里办公的是哈尔滨市燃料总公司。我家住房在归房产维修所（改革前国有住房的基层管理机构）之前的房主是一位犹太人，邻人们都叫她“老毛子”。她住在院内最深处的欧式红砖房里，常常见到一些俄国人或犹太人来这个房主家坐客。老人们说她是东方制粉厂（转卖给中国人后叫双合盛火磨）犹太老板的干女儿。三年自然灾害时，她送过“赛义克”（俄式面包）给我母亲，“你们家的孩子多，其给、其给的孩子们吃”。这位善良的犹太老人总是把“这个”、“这个事情”说成“其给、其给”。有一次我们院里一个淘气的孩子打碎了她家房子的玻璃，她出来说：“其给、其给的不好”。那时，中国人还不会过圣诞节，但每年过圣诞节时，“老毛子”老人回来得都很晚。在这静静的雪夜里犹太老人偶尔到我家来，母亲把舍不得给我们吃的冻饺子煮给她吃，她乐了，“其给、其给的好”。犹太老人眼睛睁得大大的，涂着口红的嘴说话时一翘一翘。
　　1981年，也就是在我读大二那年，我家的地段开始动迁建楼。那时的犹太老人己80来岁，病得不能起床了。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来，母亲告诉我：“老毛子让派出所的民警用汽车拉走了。”老毛子是被人用担架抬上车的，全大院的邻人都来送她。老毛子朝大家挥着手，微弱地说：“其给，其给地再见、再见。”老人的目中含着泪。
　　犹太老人大概是被送到养老院一类的地方。
　　我小的时候，松花江的水很旺。1957年松花江发过一次大水，母亲常给我讲政府和市民奋力抗洪的事。后来，市民们为了纪念抗洪胜利，在松花江畔修了一座防洪纪念塔，它长久以来，成为哈尔滨的象征。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冬季，母亲在道里地段　　街的市立医院——一座在哈尔滨有着久远盛名的幽静的医院里生下了我。
　　在我小学和中学时代，很少上课，夏天基本上是“泡”在松花江里的。没有人教你游泳，小伙伴们把你往水里一推，扑通、扑通两下，你就学会了。以后的年代里，在湍急的大江中畅游，已成为我的习惯，而且我还和我的老师燕鹏先生及机关大院游泳队的朋友们经历过数次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间的“中流击水”。
　　最爽意的是泳后躺在江边的沙滩上，让江风和阳光拂着自己的身体。
　　这就是我生活的北方，浩瀚的大江、广阔的田野、苍茫的风雪，我们和俄侨、犹太侨民们共同生活在这座静谧的充满着欧洲风情的城市里。
　　这座城市很早就有一种美术情结。在二十世纪初，犹太人就在这里创办过美术学校，文革前，常常见到侨民或中国的画家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写生。少小的我，直直地站在画家的身后，一看就是小半天。文革中我们无事可做，性趣相投的同学和朋友如王聪、腾建群、黄耕、史建宾等聚集在地段街省报家属楼中学画，到火车站去画速写。还有王铁成、纪连彬、仲海生等人是比我们年龄小一些的朋友。另外有一批小友长久地在道里区文化馆美术班中学习，我记得有徐晓丽、陈力石、李玉杰、陈美颜、杨英、关美男等等。李玉杰（李老十）后来成为中国当代画坛上杰出而早逝的花鸟画家。他那瘦小、躲在墙角里上素描课时的身影，常常还浮现在我的记忆中。在道里区美术馆任课的教师中有刘吉弟、白士忠、藏尔康、乐锋等先生。后来经我一位堂姐王瑞的介绍，我又随柳敦贵先生学习，他那时是哈尔滨美术工作室的专业画家，而我才是十五岁左右。我三十多岁时。在省委机关作编辑，那时常到阴衍江先生家请教画艺。衍江先生善画虎，我称他是“虎王阴衍江”，我为先生治过几方印，他见到我就说：“你给我刻的印，谁看见谁都说好。”我知道这只是前辈对我的鼓励而己。
　　我下乡返城后在和兴百货商店作美术设计师，上大学后，主要是随游寿、周齐、王大安先生学习古文字诗词和书法，待大学毕业，我留在哈师大美术系任教，当年和我同时任教在美术系的年龄相仿者有高卉民、卢禹舜、曹智博、王小东、张子麟、王洪义、张云生等先生。
　　拉拉杂杂地说些少年的经历，其实是想谈我童年的生活环境。而及长下乡在三江平原，过着近似原始般的牧马生活，却是又增加了我对北方的感受。
　　下乡时，读到很多乱乱的书，使我的遐想又增添了翅膀。当我骑在马背上牧马三江平原时，好似拓跋鲜卑、契丹、金、蒙古、满族部落的马队驰骋着冲过我的身边，闯进山海关、入主中原。
　　土著的萨满精灵，已与我的血液相融合。
　　我好象知道了中国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是北方，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北是东北。而黑龙江是中国的最北方……
时光，过去许久、许久了。
　　去年，我和几位朋友驱车从山西回北方，高速公路上真是“车水马龙”。而一进入黑龙江省界，公路上的车突的少了起来，我感叹到：“这已是中国的地头了。”
　　又是去年年末，我与同事们去南方考察后由厦门飞回东北。厦门那翠绿的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使我的心中荡漾着美丽的春曲。飞机往北飞，眼下的大地从一片翠绿变成混然的褐色而又是一片白色的苍浑。
　　这就是北方，空气、温度和颜色与南方迥然不同。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说过：“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傅雷先生在翻译完丹纳的《艺术哲学》后说：“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对丹纳的理论我是赞同的，不是从理论的角度去赞同，而是以我艺术的实践和感悟从内心发出的与丹纳的共鸣。
　　所以我写不出妩媚、画不出轻柔、刻不出婉转。
　　我感谢北方大江的雄浑、冰雪的苍茫、田野的宏阔；我感谢母亲每一份慈爱，感谢犹太老人那片小小的面包，感谢青春恋人轻轻的亲吻。
　　我爱北方，这里诞生了我的生命和艺术，我也爱南方，三亚蜈支洲岛的沙滩和神秘的海底世界，长江小小三峡的奇石和艰难的栈道，黔东南彝寨少男少女相恋的风雨桥和雄伟的黄果树瀑布。我更爱雄奇峻逸的黄山，我曾三次登上这缥缈仙山，这一生我还要不停地在那里攀登，因为那里有与北地一脉相承的灵魂、有如兴安岭一般苍翠的古柏，有似冬日松花江畔一样的黄山雾凇，黄山使我魂牵梦绕，黄山是我灵魂的挚爱。这种由衷的谢意和真爱在我笔下是雄强遒劲和涓涓溪流。
　　我想，这应是和江南的朋友们心爱芭蕉翠竹、小桥流水一样的深情。
　　我真诚地希望南人有我同样的思想。
　　在北方的黑土地上和美丽的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我己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春天满城绽放的紫丁香，夏日傍晚的凉爽，初秋飘落的残叶，冬季雪后泌人肺腑的空气，使我对北方有着那样炽热、那样真诚的情感。所以常常是在梦里我也喃喃自语：我爱北方，北方是我精神的家园，我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它去理解它。

　　　　　　　　　　　　　　　　　　　　　　　　　　　　　　　　　　　　　　　　2004年元月21日大寒

　　　　　　　　　　　　　　　　　　　　　　　　　　　　　　　　　　　　　　　　　于松花江畔三宜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