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批判精神的王立民
傅 爱 国

【作者简介】
　　1957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含山县。安徽巢湖学院教授；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从事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书画美学、史学和评论。通讯地址：安徽省巢湖市半汤巢湖学院；邮编：238000；电话：0565-2361523

　　一位美学家这样说过：“只有允许干涉的作品才有读的必要”。这类作品往往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追求个性。即然允许“干涉”，说明作品不仅留有空白余地让别人去说三道四，而且要能让别人中的行家里手愿意去“干涉”，或者说，读作品的人觉得有“干涉”的必要性，去争论一番是有意义的。近读王立民的书法作品，其极具个性风格的书法形式，是一个学人书法创作家以深邃学力、传统功力和反悖能力等整体合力创造出来的富有现代气息的且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形式。在当代书坛中，可谓别具一格，而成为“允许干涉的作品”，具有可读性。
　　一
　　相传为书圣王羲之所撰的《书论》中开篇明言：“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华人凡学文者都与书法结下点缘份，多有以懂书善鉴者行世，真能够知道书法是一门“看似简单却艰难”的艺术的人，却能有几许？“玄妙之伎”正在于此。所谓“通人”，一方面指心胸，一方面指学识，既能够通达、豁达，又能够知识面宽、通晓诸艺。所谓“志士”，不仅是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是有大志向、大志趣的人。这样的“通人志士”在知识分子中也属少数，也正是这少数人学书才能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王立民是能算得上这“少数人”中的多数人之一。
　　我曾撰文《书坛“东北虎”》于《青少年书法报》对其作过专题评介，又在拙文《书秉金石 以碑化帖》中将其定为李瑞清一脉的“金石书风”的第四代传人。李瑞清是“金石书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他曾在两江优级师范亲自领纲执鞭书法教学，是我国最早在大学里开设书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李瑞清的直接传人有李键、胡小石、吕凤子、张大千等人，其中张大千、胡小石分别在我国文化史上留有重要一笔。张大千的主要文化贡献在绘画方面，书法次之，而胡小石才真正是“金石书风”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从师李瑞清并从游多年，深得金石书风真传，生前一直在高等学校执教，尤其在南京大学长期倡导书法教育和培养书法人才，是二十世纪我国著名的学者型书家，直接传人有侯镜昶、游受等人，侯镜昶因早谢人世未能完成师愿，惟有女弟子游受承其师志，不仅对金石书风作系统研习，而且在北疆大学里继续传播金石书风，有心培养后人，王立民可谓是她晚年于大学里收得的高足第一人。在二十世纪后期，学书之人能得到如此承传脉络清晰、书学自成体系的流派嫡传，实在是王立民的造化。从学书师承来讲，他是智者，从书法创作来讲，他是勇者。
　　二十余年前，爱读书、爱书画的王立民走出北大荒，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与游寿、周齐、王大安诸先生相识成为师生关系，真正开始了他的书艺生涯，其中尤得游寿先生真传。应该说，他是八十年代开始走进书坛的一代人中的幸运者，在高等学校里得学高名师的“授益”，起点高，取法乎上，能站在史论的高度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按游师给他列出的系列碑帖和书法理论书籍，他认真去临去读，在碑学的一脉中，从三代到民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于金文、汉隶、北碑涉猎即丰且深，晓于规矩，谙于情理，脚踏实地，一意孤行。他临帖不求形似，喜意临，有独到处，与其说他是临帖，不如说他是把遗产中的法帖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根据自己的体验、感受、理解去进行再创造。理性态度加批判精神在其学书临帖过程中就十分明显。他是个现代文化人,有思想，有主张，有个性，有胆识，在创作实践中，敢于超越别人，同时，敢于超越自己，富有创造力。他自己在《砚边琐谈》中说：“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素质，会成就一条独特的书学之路，别人的路子只能与其相近，而决不能重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今书坛俗风颇多：靠大树成荫凉，死守门户，一劳永逸者有；拉大旗做虎皮，牵强附会，攀夤权威者有；随大流赶时髦，取法乎下，接功近利者有；尤其当代流行书风行于北碑可谓其一，然悟其“三味”，得其真谛者着实太少，多以附会接功之用，有如石涛题画所言：“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冤哉！”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创作主体盲目于碑学，不谙情理，更少自我主张。王立民不然，从学书的一开始就不趋鹜时髦，对上述那些不屑一顾，虽然他自己师承门户渊深广大，足可以借助以屁荫，但他不干，而是恪守师门的学术品格和艺术精神，以及由李瑞清开创的、胡小石、游寿等人承传的“金石书风”的艺术宗旨“书秉金石，以碑化帖”，尤其对于师训“求篆于金，求隶于石，神游三代，目无二李”铭记于心，信奉李瑞清说过的一句话：“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他在书法实践中，除了精神内涵、意韵意趣与先师们保持一致外，外在形态不以逼肖为能，而是对自己不断地否定、变化、超越中提升审美趣味，从而使一个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积淀的门户书风继续保持动态的发展，让传统的范示增进现代的气息，在流行书风盛行书坛的当下仍能给人耳目一新，受到青睐。这是智性和勇气的体现，是继承和创新的正道，是难能可贵的。
　　二
　　具体而言，我以为王立民的书法正在从“书秉金石”的磨砺期走向“以碑化帖”的融通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前几年其书风显露个性的基础上，他的书法作品形质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他的书法从出道被世人所熟悉到二十世纪末，是以大字篆隶、碑楷示人为多，在这很长的阶段，于篆隶楷诸体选择众多高古质朴的碑帖，兼备并蓄，下了大功夫，为其书艺的更高的发展铺垫了厚厚的基石。虽然书法作品以朴茂野逸、开张雄阔、大气壮美在当代书坛独立特行，但明显有着固守先师们书法样态的痕迹，尤用笔喜于顿挫而失之自然，且过于强调率性而有时失之草率和粗疏。如此挑剔之语，是我以比较眼对他创作过程的前些年的书作的苛刻“干涉”。如果换个角度讲，把他深切体验“放逸”理解为有意识的自我欲擒先纵，那么，他在继承先师们开创并沿革几代人的书风范示的学书过程中，自觉地将长期对北方民族特别是北大荒地理、历史、人文的感受，以及那块土地养成自己“儒直”的文人品格融贯相通，走自己的路，一意孤行，独辟溪径，真可谓“工夫深处独心知”,敏学问者在学术的路上是不会有满足期的。
　　近两年，看到他行草书面世较多，我以为是他“以碑化帖”实践专攻的开始。碑与帖历来是书艺的两大阵营，近现代以来大多书家提倡二者结合，但骨子里矜持于文人艺术，乐于取法晋、唐、宋人的韵、法、意，偏爱形态精美、温韵尔雅的书风。对此，王立民不以为然，他遵循师训“以碑化帖”的主张旗帜鲜明，反对“以帖化碑”，作书不作“妮子态”，他的思想无疑是侧重于碑学美学。就书体而言，碑学的美学思想一般体现于篆隶楷静体书中，帖学的美学思想更多的体现于行草书中。若言创作主体运用融会贯通式的“以碑化帖”的创作方法，必先于碑楷（篆隶）体验深切，得其精意，而后作行书、草书能将碑楷笔意融化于其中，字里行间散发出浓郁的碑学意趣。王立民像先师们一样，把从碑学中获得的原始的、民间的雄浑厚重、古拙自然的笔意、体势融化于文人书艺主流行草书之中。其直接恩师游受先生承传“金石书风”以静体书篆隶揩书为主体，面世作品少行草书体，王立民则于祖师辈胡小石、张大千等人的行草中寻绎“以碑化帖”的出路，形成其行草中既有深厚朴茂的金石气，又散发出郁郁芊芊的书卷气，同时，还有率真率性率情率意的文人画意。其实，不论是“以碑化帖”，还是“以帖化碑”， 都无所谓对与错、优与劣的计较。艺术的审美至境可以异途同归，但艺术的路可以是同一个起点，却可以是不同的终点，这样才能形成风格多元化多样化的格局，才能满足接受主体喜欢不喜欢、乐山乐水的兴趣需要。所以，这里对王立民“重碑”的解读，不等于对“重帖”的反对。他自己的反对也只是“不为”的意思，决非与“重帖”者对抗。赘言一提，以免误会。
　　三
　　批判精神不等于离经叛道，而是以极其理性的态度在审视前人、比较同时代的人、把握自我的过程中不惟命是从，不趋同附会，表现在艺术实践中的反悖能力，需要创作主体在胆与识、情与技相结合的状态下实现艺术作品的个性创造，达于超越别人、超越自我的境地。
　　从近两年王立民的书作字里行间透出的消息，他是在反思书坛、反思师门、反思自我中进行“以碑化帖”的实践探索的。其用笔少了刻意的涩行顿挫，更显得率性率真中的自然流畅；其结字由放而收，由纵而擒，意态显得开张洒脱而能严谨。如站在帖学的立场，其书或得米元璋的“刷”字诀，或得黄山谷纵横开阔的气势，或得孙过庭《书谱》的简约。整体而观，行笔或沉着、或轻快，线条或温润、或苍劲，力求神味完足的笔运使转中巧妙地让诸体合情合理的自然结合。只求笔笔如铁铸成，不求斤斤于笔肖姿妍，字字气宇轩昂，刚健奇丽，通篇纵横俯仰，开张整合，恣肆多姿，仪威犷悍。
　　苏东坡在论诗中说过一句话：“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这在我国传统文艺创作中被称为“反常式立意”的创作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从欣赏效果说要有“奇趣”，使人在新奇的感觉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感情激荡和美的满足。从作品内容意蕴的提炼开拓来说，要“合道”，即是在偶然中见必然性，在反常中见正常，在不合理中见合理性。王立民奉“以碑化帖”书法理念，谈不上“反常”，很多崇尚碑学的书人也奉此观点；他的书法创作也谈不上刻意“反常”作猎奇之态，和“现代派”、“学院派”占不上边，也很难用“新古典主义派”和“纯传统派”能够轻松解读；表层观来，似乎属于“流行书风” 家族，但在流行书风中异味显然。抛开上面讲的种技术含量，不论是作形式的感受，还是作意蕴的提炼，我们是能感受到一种反目下书坛流行之“常”且“合道”的美的东西，那就是“朴野”。常闻当代书坛流行之风中有“阴盛阳衰”的现象，连同出自“碑学”的书作亦多有“作秀”的状态。而王立民作书，不论楷隶，还是行草，却能散发强烈的阳刚、野性与其相反动。对王立民书法的这种认识并非即兴的表白，而是在他步入不惑之年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书法样态，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作出的理性思考。曾经我在拙文《试论薪火百年的“金石书派”》中将他梳理作为“金石书派”的第四代传人的代表者，并评其书法曰：“王立民的书法艺术尚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说，金石书派本来就带了些野性野味野逸汇聚于我国书法主流而富意义，那么，王立民的书法实践就证明了这一流派在当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黑龙江《文艺评论》1998年第6期92页）有识鉴者曾以“北地书风”的观点对王的书法作评，其中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我觉得还是不以地域界限对其个人书法评介为好，那样会陷入流派的复杂讨论之中，甚至会游离其个人的艺术本真作出不合理的美学评价和定位。所以，这里是将王立民的书法看作是他个人的、阶段的和过程的。
　　“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的美学术语。野性，一直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野性之光导引着人们走向真正自由解放的路。“野”也成为中国人追求的一个美学目标。当然，与“粗野”、“野蛮”无关。“野”之美，既有自然形态野趣之美，也有人文形态的野性之美。无论哪种形态的野之美，都显示出对纷繁的大千世界中美的事物的相当丰广的涵盖力。王立民作为现代书法人，能将“野”作为一个美学命题引进书法艺术创作之中，所鼓动起来的“野”风，正是人性中所涵孕的那种野性的回归，所作出的对野之美的极其热烈的憧憬。为了作品中多点野性，去掉点奴性，多点野之美，少些陈腐气，更高地讲，为了复活民族艺术的勃勃生机，焕发出新的创造活力，他以坦然、欣然的情怀把“野”字写进了自己的书法艺术中。不过，“野之美”的负面效果可能是粗枝大叶，失之精到，少不了夹杂着“火气”、“霸气”的成分，这些，作为文人大手笔书家是应该有所忌的。如果这是王立民作书必然的过程，对他的进一步纯清炉火的期待，但愿不要等到“在野辞朝为大隐”的时候。
　　以上是我对王立民的书法“干涉”中的褒奖与期待。和他南北地长天久，无缘多谋面，只能电话书信神交。正确的评价来自正确的理解。我以为我是能够正确理解王立民及其书法的人之一。

　　　　　　　　　　　　　　　　　　　　　　　　　　　　　　　　　　　二00二年七月于巢湖开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