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文 兼 备 一 牧 公

——《王立民书法作品集》序

周俊杰

　　纵观历代书法大家，除艺术本身的成就外，无一不是文化底蕴丰厚、具有思想深度且学问有成的饱学之士。仅在表面“形式”上下功夫者，恐怕最终只能绕着书法的圈子转，而难以触及到书法的本质及其内在流程。故当代有此见解的书家，也遵照着前人这一规律，在创作与学术两方面同时并进，认认真真写字，扎扎实实做学问，他们的实力和名声在当代书坛一直在飙升；而大多数仅满足于眼下些微成绩的书家，则一批又一批地被人们淡忘。东北黑龙江，有王氏立民而笔名牧公者，当属在创作与学术上一直努力攀登的奋进者。如果说在前几年人们还不太熟悉这位带着眼镜、颇斯文儒雅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负责人的话，那么近几年这位儒雅中又充满艺术爆发力的东北汉子，则如一匹遏制不住向前飞奔的“黑马”展现在当代书坛：他的书法与篆刻创作，古代碑刻考据与艺术评论，都在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并在当代书坛占据着一席之地。
　　人和人成为朋友应当说是一种机缘。1994年6月，我到黄山参加关于近现代书法史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晚上的聚会中，一位脸型圆圆而面目慈善的“眼镜”青年走到了我的座位边，他挨着我坐下后便主动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王立民，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由于他在书法创作之外也酷爱文艺理论，并多年来对我的书法和理论一直甚为关注，故很想与我结识，这次黄山竟有缘得以相见，实属缘份，希望今后多联系，多交流。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从古代到当代，从创作到艺术，从群体到个人，从读书到交游，很多看法都很相近或者惊人的一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此后的几年中，我们不断通信，他也不断将关于其恩师游寿先生的资料寄给我。我与游寿先生虽有过通信，但一直未能晤面，更未对游先生作过深入研究，而立民的文章使我对游寿先生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故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共三卷）撰写长篇序论时，引用了立民提供的游寿先生的作品和他撰写的《游寿传略稿》，并由此在现当代书法史上为游先生作了一个相当高的定位。
　　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夫人访问俄罗斯，出国前后，均经过哈尔滨，并作了数日停留，我们在其宅中又进行了几次深入的谈话。他让我看了一些游寿先生的资料，还拿出了他剪贴的一幅黑龙江老一代书家刘忠先生的作品，我看后连连称赞说，真没想到黑龙江还有如此高手。立民让我题跋，我即提笔在每联的两侧题写了如下文字：“刘忠先生乃黑龙江大家。此为先生三十年前所临汉碑，立民兄为之集联。已卯仲夏，余赴俄过哈，于三宜阁中得以获观，极为震撼。余谓先生亦近现代之大家也。立民兄嘱题，以予小子续貂，后人勿谓之不敬也。周俊杰。”这是赞刘先生书艺，也是赞立民于书法之有心。
　　1999年夏，立民曾赴福建霞浦拜谒他的老师游寿先生的故居，2001年9月，他又到南京拜谒其宗师李瑞清墓及胡小石故居，归途在郑州下车，专程看我，由此又有了我们的第三次唔面。他的南方之行，主要是探求近现代书坛以李、胡、游三代书家为代表的“金石书派”的脉络，当他深情地为我讲述着这一流派从创作实践到艺术理论在百余年中国书坛的影响和地位时，一方面启发了我对近现代书法史研究的思路，同时也为三代书家有这么一位优秀的第四代再传弟子、并且作为我的挚友而感到骄傲。作为融书法创作、书法研究和书法教育为一体的李瑞清先生，承继了有清以来的碑学理论，创作上独辟蹊径，加之又培养了诸多优秀弟子，如张大千、吕凤子、胡小石、李健等，在当时书坛影响甚大，与曾熙有“南曾北李”之称。而张大千、吕凤子以画为主，胡小石作为此派传人，则培养了游寿、常任侠、台静农（台湾）、佘雪曼（香港）、侯镜昶等大家。由于台、佘在海外，侯又早逝，故在学术、创作上承继胡先生者当以游寿为主。后由于政治运动，游寿被贬东北，执教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于是天赐立民以良机，1980年他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后，则以游先生为师，从创作到学术将此一脉承传了下来。近现代书法史上有此清晰脉络的流派并非多见，故“金石书派”已为当代学术界所接受，并有不少文章论及于此。
　　立民离豫后至今，又过了三年多，期间我不断收到他寄来的他的文集、画集、篆刻集、大量书法作品照片以及他主编的《游寿书法集》和对碑刻考证的资料，报刊上也不断看到他的各种艺术类型的大作，这使我颇感惊诧。他先后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新闻出版处处长、文艺处处长，我因长年在文艺界工作，了解担任此类职务事务性工作的繁忙，然而他却能挤出如此多的时间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这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艺内行公务员，或者说公务员式的艺术家和学者。我没做过调查，但恐怕可谓之“又红又专”、是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在当代实在是太少了。
　　立民的书法创作一直以“书秉金石，以碑化帖”，“求篆于金，求隶于石，神游三代，目无二李”的先师训戒为艺术宗旨。他接受了“金石书派”的接力棒，精神上与先师相通，而在具体的书法实践中，一直在三代金石和三代先师的基础上力求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故而他首先临摹了大量金文及汉隶，这是所有“金石书派”者必修的基础；同时他又从多种魏碑、墓志上寻找到魏体楷书的结体和意味，这是此派的主攻书体。他将这些金石碑版又与其三代先师作品作了对比，找出了先师的渊源和变化规律，他非常明了，从李瑞清到胡小石再到游寿，均是以“金石篆籀”入魏，笔法的浑厚，使转的跌宕，结体的开张以及气息的高古，“金石书派”的三代宗师都是一脉相承的。但他认为，如果最终仅写像先师，那只不过是一个“愚忠”式的弟子。作为艺术家，立民希冀在先师的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哪怕仅仅是当代人所论的“一厘米”的高度——这里指的是跳高，你能比世界纪录保持者跳高一厘米，你即是新纪录的创造者。书法亦然。书法艺术之变，其实是一种或渐变或突变的“一厘米”效应。那些求新并求快者，企图来个惊人的巨变，而在“变”的过程中往往将书法质的东西丢掉，其实只不过是“任笔为体”式的“聚墨成形”而已，“新”则新矣，但实质上还未入道，更难以在书史上立得住脚。我们的先人中早已有许多人将书法“变”的各种方法都试验过了，凡是不合法度和规律的变，其结果总是被历史所淘汰。纵观立民的创作，刚入道时首先是守成，守三代先师书法精神及形质之“成”，然后又强化了先人们艺术创作中“童心感”的自由心境和豪放、博大的正大气象。先人作品中的“童心感”与当代人追求自由、奔放的生命状态的艺术观念在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是当代书法复兴的重要内容和特征。立民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可将此派四代书家的作品作一对比，便可感到立民的作品除厚重、高古、开张之外，更具一种雅拙的自由的生命勃发力和充满北国野逸的独特意味，这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不仅暗合，且可以说在审美上引领了当代书坛也不为过。
　　当然，立民也未忘记先师“以碑化帖”的教导。令人遗憾的是，三代先师在篆魏等体上虽取得了足以名垂青史的成就，但正如同清代缺少草书大家一样，他们也未能在行草书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以碑化帖”的艺术观到了第四代传人王立民这里，才真正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从立民近来的行书、草书作品中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他清醒地认识到，书不入晋（这里指的行草），终难成正果，于是，他按照学书的规律，先临摹了大量古代著名的法帖，得到了帖的形质和气息，他便开始了“以碑化帖”的艺术实践。清末至民国，书家们为了突破青中晚期纯以碑学盛行的局面，提出了“碑帖结合”的口号，这使20世纪的书法走入到一个与清人面目相区别的审美视角之中。“以碑化帖”的口号也是其时代的产物。到了立民这里，实际上是以碑融帖，在他第一步将帖的功夫基本掌握之后，便用篆籀的笔法和意味对帖进行改造，同时，也将帖的意味似不经意却十分认真地糅入到碑中去。所以我们看到立民现在的作品，已克服了早年写碑有意圭角因而失之“天然”的弊端。我们翻看他近两三年的创作，以碑为主的作品不乏充满韵味的帖意，而其行书或草书则又有着碑的厚重与稚拙。这就是“一厘米”的效应，稍稍地向前走一步，即有了新面。他何以能达到如此境界，这要基于其艺术思想，他在《砚边琐谈》中有一段话：“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素质，会成就一条独特的书学之路，别人的路子只能与其相近，而决不能重合。”可做为他艺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和得以按正确道路发展的佐证。
　　立民之所以一直钟于游寿先生的艺术风格，从创作的角度看，游先生作品的风格与一直生活在东北并有着牧马人经历的立民在审美上产生了共鸣（这大概是他笔名为“牧公”的原因吧）。我的祖籍是山东，祖父一代闯了关东。青少年时代我也曾在东北大草原上纵马奔驰，并写过颇为壮美的长篇散文。只要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书家，都能体会到“塞马秋风蓟北”的豪壮景色，都可能与豪放的书风产生共鸣。之所以我与立民能成为挚友（尽管他一直谦虚地对我以师友相待），社会生活的近似和由此对人性格的影响与塑造应当说是主要原因。
　　纯文艺理论家并非都能成为艺术实践的高手，而艺术创作上能有大成者，除作者本身的艺术感悟力外，对艺术理论的关注及具备深刻的思想力，则是成就一位优秀艺术家的重要条件。立民早年对书法理论关注的切入点是对其恩师游寿的研究。他曾撰写过《游寿传略稿》，近来又继续撰写长达30万字的《游寿评传》。对一代大家的个案研究，尤其对游先生的一生进行评价，作者本身要具备考据能力，文艺理论基础，了解书法发展的脉络，要有中国大文化的观念以及熟知其各个生活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因为游先生既是书法家又是古文字、历史学专家，并有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撰写游寿评传，那将是对作者研究能力及综合素质的一次考验。看来立民对这一可称之为重头戏的研究项目是成竹在胸并得心应手的。在研究游先生的同时，他还写了《书秉金石李瑞清》一文，这是他对“金石书派”进行探源式的研究；此外他还为李瑞清编了年谱，而编年谱所需要的学术功力和时间绝不亚于写一部研究性著作。这些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陈雅飞先生在《李瑞清书法研究的回顾与检讨》一文中说：王立民的研究“体现了90年代以来对李瑞清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而更令人感佩的是，他对大兴安岭嘎仙洞碑刻的研究。我曾收到过他编著的嘎仙洞早期魏碑的拓本和他亲手钩摹的大开本出版物，在此书的序中谈到了他在原有石刻对面石壁上发现新的文字的过程。早在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先生在游寿的启发下，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岭中的嘎仙洞内西侧石壁上，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的刻石文字，证明了嘎仙洞即为北魏拓跋鲜卑皇族认定的祖先旧居石室。而2002年9月，王立民等又在嘎仙洞的东侧背北石壁上发现了新的刻石文字，他为此撰写了《关于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文字的初步分析》一文，论述了发现过程，并结合史书进行了考证，论述了它的意义。此文在考古界影响很大，《新华文摘》曾将之收入“报刊文章篇目辑览”。此外，在古文字研究上，他提出了“集形短句”的概念，他认为，这是“汉字形成和发展中由萌芽期到成熟期之间的重要形态。”这是对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诗经》研究中，他提出了“彤管”为玉（石）管的观点，并写出《<诗经>“彤管”为玉（石）管说及其他》一文，权威人士认为此说填补了诗经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在考证的基础上，还要能提出新的论点，这是考验做活学问和死学问的试金石和分水岭。所以，作为具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学家和作为具有创造力的书法家的王立民同样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他的艺术思想和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文章都收入到他的文集《文心雕虫》一书中。此外书中还收了多篇评论、散文、随笔，其论述之精到，文笔之优美，可充分让人领略到立民的理论功底和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在立民所寄的书中，《王立民画集》和《王立民篆刻集》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的画以花鸟为主，大写意，色彩强烈，造型奇崛，加之富有情趣的题款，可谓之独具一格的新文人画。而宗法秦汉又能脱出窠臼的篆刻，则显示出作者在小小的方寸之间自由运用章法、刀法的能力。从四千多方印中选出数十方入集，可谓刀刀有味、件件皆精。纵观立民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位具有多方面艺术才华和文化底蕴的优秀书法家、艺术理论家和完全可以担起“金石书派”第四代传人重任的优秀人才。社会的大环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传承有序的流派所积累的精神与艺术财富以及他自身不懈的努力将他推至这么一个位置上，是当之无愧的。
　　就古今书法家的平均年龄来讲，立民还算年轻，无论作“金石书派”的代表或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书法时空中，留给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今后他将取得什么成就，我们不好预测，但他会紧紧抓住千载难逢的当代“书法复兴”的这一历史机遇，不断地向更高的境界迈进。立民最近要将其书作结集出版。希望我写几句话。以上只是谈了我们的交往和我对他创作和理论的一点浅见。谨此为序。